俞敏洪:过年的幸福与烦恼

  今天是大年初七。过年休息了七天,从今天开始,“老俞闲话”继续开张,请各位继续捧场。


  尽管年还不算过完,但大部分人都必须上班或者准备上班了。过完年上班,很多人不免叹气。但面对即将来到的各种忙碌,我的心里反而有种轻松感。


  随着年龄的增加,小时候所感受到的过年的喜悦已经很淡了。小时候过年是一种期待,一种心情的欢快。现在想来,这样的期待和欢快是建立在父母的忧心忡忡之上的。每到过年,父母心里所想的是,购买年货的钱在哪里?给孩子们扯新布做衣服的钱在哪里?村上有人结婚必须的喜钱在哪里?现在能够明白,在父母表面的过年欢乐下,实际隐藏了很多的无奈和凄切。


  现在我已经身为人父二十多年。我父母当时忧虑的事情,在我带着孩子过年的时候,已经不需要忧虑了。从我第一个孩子出生,我就已开始挣钱,而且比大部分同龄人挣的多一些,所以过年不用担心买年货没钱,给孩子买衣服没钱,有人结婚出不起喜钱。按说过年应该很轻松愉快了,但新的烦恼又出现了。


  过年对我来说常常就是奔波。先是新东方发展的前十几年,每年都有学生跨春节在新东方上课,每到大年三十,我都会和学生一起过年,包饺子、放烟花、唱歌跳舞,常常一走就是十几个住宿点,到半夜两三点才回家。大年初一就要往国外飞,那时候孩子在国外学习,春节不放假。现在孩子回到了身边,但孩子大了,就没有了过年的韵味。


  现在的烦恼变成了春节到哪里过,中国人过年除了回老家,又喜欢四处乱窜了。据说海南岛的一个房间,春节涨到了几万块钱一晚上。成千上万的人涌入海南岛,这不是去过年,是拿钱买罪受了。雷军在微信说,他在瑞士买饺子,两盘饺子二百欧元。呵呵,也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饺子。


  新的社交平台出现,使我们可以接触的人以指数级速度增加。马化腾很聪明,把微信可以添加的人数限制在五千人,否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就更加乱套了。我的微信五千人早到了,加上电话中的联系人,接近上万了。为了保持春节静心一点,我几乎一个主动的问候都没发出。但朋友们热情的问候像雪片一样飞来。前后大概三千多条,大部分都是指名道姓,不回复好像不通情理。所以大年三十晚上和大年初一一天,加上初二半天,就几乎消耗在回复短信和微信问候上了,弄到最后脖子僵硬,两眼昏花。


  想想这么多人互相热情问候,但想找来好好喝一壶的人并没有几个。现在社交的发展,不但没有解决人与人之间互相温暖的问题,反而让心里更孤寂了,实在是最深刻的孤独出现在最热闹的世界。


  发红包也变成了一件头疼的事情。该死的微信发明了红包,本来是件好事,但发着发着就变成负担了。大家在各种群里抢红包抢得厉害,但即使把手指抢成关节炎,其实也没有抢到几个钱。抢多了就要发,辛辛苦苦抢了几天的钱,一个红包就发完了。那些只抢不发的人了,不是厚脸皮,就是小气鬼,早晚被大家踢出群外。


  对于我来说,抢红包这样有成就感的事情,几乎轮不到我。我手脚比较慢,每次点开几乎都是“手慢了,红包派完了”。好不容易抢到一个,群里就是一片呼声,要求发红包,结果常常是抢到几毛钱或者几块钱,发出去就是几千块钱。一个春节下来,两张卡上的钱几乎被掳掠得精光了。


  春节本来应该放松下来,朋友、家人一起互相玩玩牌,喝喝酒,大家轮流坐庄请客。没想到到了春节,反而聚不到一起了。和朋友们电话一沟通,发现有的在美国,有的在日本,有的在欧洲,有的在泰国,有的在海南,有的在老家。北京变成了一座空城,找谁都找不到的感觉,郁闷中只能房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幸好今年的北京,允许大家放烟花和爆竹,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总算给人带来了一点过年的气氛。


  还好,可以和孩子们整天待在一起;还好,可以有更长段的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在春节一口气读了六本书;否则还真不知道过年的时间该如何打发了。春节无所事事了几天,终于领悟到,上班其实不是那么悲惨的人生。


  过分忙碌固然不好,但要是闲得没事干,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折磨。幸福从来不像蒸馏水一样纯净,任何幸福都必然和烦恼共生,是孪生姐妹,是一个钱币的两面。所以,珍惜幸福,就是要容忍烦恼;剥开层层的烦恼,幸福也许就包裹其中。就像我上面对于过年种种烦恼的抱怨,也许表明了幸福的真实存在。当你发现真的没有一个人过年问候你,没有一个人(或者群)你可以发红包,你想要抱怨也没人听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烦恼和不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