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任何企业的创新其实都是一场风险投资

整理老俞的访谈录音,听了不到三分钟,发现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已经敲了1000多个字。


这意味着,正常聊天,老俞嘴里每分钟可以轻轻松松吐出330多个字。


330字/分钟, 是什么概念?


普通人讲话的语速大约每分钟240-260个字,新闻主播的语速大约每分钟300个字。 而老俞在同样时间内,表达出的信息量要大大超过一般人,甚至是新闻主播。


见过老俞的人,都知道他的讲话速度快到飞起。


哪个老俞?


新东方那个著名的老俞,俞敏洪,中国最大的教育机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创始人兼掌门人。



过去二十多年,俞敏洪的名字就跟新东方紧紧地绑定在一起,而且至今一直都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被称作“老俞”。


既然连他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都叫做“老俞闲话”,那我们就继续以“老俞”相称吧。


场景1:新国大商学院李文正大楼教室


半圆形教室,老俞坐在最后一排,正中间的位置。


刚刚经历了一上午的脑力激荡,教授和学员们纷纷离开教室,出来喝口水,缓缓神。


此时已是午休时间,老俞还在定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眼睛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继续回味刚刚课堂里的内容。


直到助理走过去提醒,老俞才想起来中午要压缩一些吃饭时间,跟我们聊聊。


▲ 俞敏洪(后排左2)与新东方高管们在新国大商学院听课


场景2:新国大商学院李文正大楼用餐室


为了节约师生们的宝贵时间,学院高管教育部课程组通常会把用餐和茶歇安排在教学楼内。


考虑到老俞以及此次前来上课的学员们来自中国,午餐安排当然是地道的中餐自助。荤素搭配,面食、水饺,还有甜品、酸奶和水果……


老俞只夹了一点儿素菜和几颗水饺,跟几位刚刚讲过课的教授坐在了一桌,边吃,边聊。


盘子里本就不太多的“内容”,被迅速一扫而光之后,老俞马上起身跟大家告辞,说要回教室抓紧写作业。


同桌用餐的两位教授哭笑不得。


梁国民(Neo Kok Beng)教授说,这不是我的作业,我的课还没讲完呢;卢耀群(Lawrence Loh)教授说,这也不能算是我留的作业。我是按照商学院的教学方式,让他们每个小组交一份报告。没想到老俞一句话,就变成了每个人都要写一份报告。


老俞知道把小组作业变成了人人有份,自己要做个表率,结果,只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回到教室写作业去了。


以上,为“学霸”老俞在新国大商学院上课之日常。


将近一周的封闭培训,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课,讨论,思考。


其实,老俞不只自己来学习,这一次,他还带着新东方教育集团几十位副总级的高管来组团学习。


到来之前,他们给课程组提出,要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园里。


这真的是给高管教育部出了个难题。


在新加坡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校园面积有限,住宿条件更有限。很多在校生都得攒够了课外活动分,才能申请到学校的宿舍。


而每年在新国大商学院接受各类培训和短期教育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就有3000多人,来自全球各地,来上课的绝大多数学员都住在市中心的酒店,交通方便,也可以顺便观光。


老俞不喜欢住在市中心,他说来新加坡,就要全方位体验新加坡高校的学习和生活,他坚持要求住在校园里。


课程组的老师们只好绞尽脑汁,总算帮新东方大队人马协调出教师公寓。这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学霸”老俞的画面。


老俞为什么要来新加坡学习?


他来学什么?


他最近有什么新的思考?


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也想知道。所以,趁着课间休息,我们跟老俞聊了聊。


Q1:这是第一次来感受新加坡的高校课堂么?在新国大商学院上课的感觉如何?


俞敏洪:到新加坡来学习是第一次,但是组织新东方的高管们到海外学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以前在国内,我们去过长江、中欧,在海外,也去过牛津、沃顿这样的欧美商学院。通常来说,像这样级别的高管培训,新东方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多数都是由我亲自带队。


(在新国大商学院)上课的总体感觉是教授们准备的都比较充分,可以看出他们都对新东方做了很多研究,所以讲课的内容可以很好地与新东方结合起来。



来这里,最大的收获的就是,可以用外部专家的眼光来审视新东方。这和我们自己看新东方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角度可以带来新的思想和碰撞。非常好!


第二个感受是,教授们的中英文水平都不错。他们在讲课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中英文自由地切换来表达观点,这跟国内的和欧美商学院的老师们都不一样。


我们在国内的商学院上课,老师都讲中文,有时候遇到某一个定义,我们想知道英文怎么表达,老师不一定知道;去欧美商学院学习,老师都只讲英文,有时候遇到不熟悉的内容,我们可能会跟不上。所以,像(新国大商学院)这样两种语言切换的授课方式,很符合新东方的需求。


新东方本身就是在中英文两种语言之间游走的教育机构。我们平时开会,当发现中文表达不充分的时候,就加入英文的词,英文表达不够具体的时候,就用中文来解释。


第三个感受是,新东方的高管们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可以借助外脑的场所交流。平时我们的高管聚在一起开会,主要是内部会议。如果没有外脑介入,讨论的维度是有限的。


在这里,新国大商学院的老师们就等于外脑,他们来引导我们的高管进行外脑介入式的探讨,同时也达成高管们的内部交流,这会让大家思维开阔很多。


Q2: 这么多中外商学院的课程听下来,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俞敏洪:其实商学院的课程大多是关于战略、创新、管理、领导力等等。但我们之所以每年都会组织高管们集中学习,是觉得这些内容还是有必要定期refresh(更新)一下。


因为管理层的思维需要更新,企业内部管理也要更新。


全世界的研究每年都有新的进展,或者有新的商业模式出来,不同的教授们哪怕教同样的课题,内容都会不一样。而且,不同国家的教授会引用当地的案例,或者融入当地的文化。所以我相信,这些一定会给新东方的高管们带来新的启示。


另外,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每年也都需要重新回顾一下公司的战略、文化、组织结构以及执行力等等。能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在相对放松的环境下,听听课,会更容易出更新的思想。


Q3:您很注重对高管们的继续教育培训?


俞敏洪:当然。我认为企业高管们的继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高管们没有学习能力,或者思想变得落后,那他们手下的人员就会无所适从。不论下属多么能干,除非高管愿意接纳新的思维,否则项目就无法推动。


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讲,创始人和最高管理者要负责任,要愿意接纳新的文化、新的体系、新的冲击;另外,企业的高管团队也要有这样的心态,去接纳新思想和新事物。


像我们这次来新国大商学院学习的副总们,他们平均每个人手底下都有几百到上千名员工,他们的思维会影响新东方的发展。


所以,“纳新”这件事,只有我做到还不够,如果新东方的高管们思想封闭,我们管理就会出问题。


▲ 俞敏洪与新东方高管学员一起在新国大商学院课堂做小组讨论


Q4:您曾说过“新东方的模式一定会走到头”,现在还会坚持这样的观点么?


俞敏洪:我说这句话的原意是,任何一种商业模式如果不变革的话,它会以最快的速度走向尽头。这就意味着,商业模式必须要适时变革。


商业模式的变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循序渐进式的变革,一点一点地调整。另外一种是颠覆式的变革,就是要把原有的商业模式全部推翻,再重建。


其实这两条路,新东方现在同时都在走。


新东方现有的业务体系很多,有的做一些渐进式的变革,就能实现自然增长;同时,面对现在的移动互联时代带来的大的教育变革,智能化教育系统出现,我们就必须做一些创新性的尝试。


所以,这两种变革对新东方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Q5:新东方的管理有没有走过弯路?


俞敏洪:走弯路那是必须的。


变革如果不走弯路等于不变革。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等确定了它一定成功再去做,那这不叫变革。


很多时候,你是没办法预料到在什么情况下会走弯路的。


有时你会发现有些业务模式根本走不通,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有些业务前面进展很顺利,走到一半要拐弯,要掉头,但这个业务本身还得继续。


这跟风险投资是一样的概念,任何企业的创新其实就是一场风险投资。


一家公司的五个创新项目里面,如果能够有两到三个项目成功,那就是极高的成功率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些企业做同一个项目要几个小组共同去做的原因。


当初腾讯做微信研发,他们有三个小组在同时开发跟微信理念相同的产品,就看谁跑在最前面,结果张小龙做的微信出来了。新东方也有这样的项目,比如我们的“翻转课堂”,现在就有三个团队同时在做。


Q6:新东方有没有创新性的管理经验值得分享?


俞敏洪:在管理上,新东方有两件做的还算比较厉害的事情。


一是新东方从来不拘泥于原来自己成功的模式,而是愿意打破自我,不断地来尝试新的模式。


二是新东方不会拘泥于原来成功的领域,我们愿意去挑战上下游。


Q7:作为企业的创始人,同时现在也是领导者,你认为最难的决策是什么?


俞敏洪:做决策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你无法确定这个决策是不是正确的。


对于我来说,如果我认定了这件事坚决要推动,那么中间有再大的障碍,我都要把它清除掉。但是,如果我在犹豫状态,也就是说,我不能确定我的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么新东方其他任何人是不可能推动它的发生的。


所以,我必须在充分收集信息的情况下,尽可能保证我决策的正确性,尤其是那些可能会对新东方战略产生影响的决策,更加重要。


▲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右)与新国大商学院院长杨贤教授(左)席间畅谈


Q8:移动互联网时代,在线教育机构遍地开花,特别是在中国,出现了很多中小公司做在线教育。新东方会有危机感么?


俞敏洪:这对新东方来讲,其实是好事。


首先,在线教育的出现丰富了整个中国教育产业链的产品。不能说是危机感,而是要反过来看,其他在线教育品牌的出现,对新东方内部创新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为我们内部的人不可能什么都想到,但外部的人想到的东西有时候会比我们多,很多好的想法我们可以借鉴过来,甚至有些创新型的教育机构,新东方可以投资,把它们变成战略合作伙伴。


第二个好处就是,在线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大家就会互相推动,加快发展步伐。如果只是新东方一枝独秀,那这个行业就很没有气势。中国的教育领域实际上需要更大的气势来推动整个国家教育政策的改变,来扶持更多的教育机构,不管是在线的,还是线下的。


所以,眼下恰恰是中国的教育领域形成的一个比较良好的局面。新东方需要思考的是,接下来如何能够引领整个系统的发展问题。


Q9:您对新东方在在线教育领域继续领跑很有信心?


俞敏洪:新东方作为老牌的教育机构有天然的优势。因为做教育产品说到底不是拼技术、拼商业模式,而是拼对教育的理解,以及对教育资源的投入。


教育企业跟Google、特斯拉这样的IT科技企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那些公司只要技术领先,就有绝对优势。


但教育领域,一家企业能不能成功跟它技术领先与否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商业模式的领先也没关系,因为教育的商业模式只要一出现,就很容易被人家复制。


就像滴滴、快滴和Uber在中国的竞争,结果你会发现,他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都是差不多的,那最后他们拼的就是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还有面对本土市场的“打法”。


Uber在中国市场打不下去,就是对中国市场不理解,这也是ebay在中国被阿里巴巴打掉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跟商业模式和创新没关系,而是对本土客户的理解。


我们在中国教育领域做了二三十年,在新东方学习过的家庭就有3000多万,所以在理解本土客户方面,新东方有绝对的优势。


Q10:互联网改变了时代的格局,也改变了很多企业的命运,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努力把自己做大,一轮一轮地融资,再卖掉,卖给像BAT这样更大的企业。新东方有没有考虑过未来是“吃掉别人,还是被别人吃掉”的问题?


俞敏洪:教育领域很难做成一家独大,大到把整个市场都垄断。


在中国,单是K12教育培训领域的市场规模总量就有6000亿左右。新东方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教育机构,我们也才做到100多亿的规模,其他有些机构才做了几十个亿,未来也不能会有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到几千个亿。


所以,这块市场看起来前景广阔,但要想做大的挑战性也很更大。


做教育本质上很像开饭馆,你很难看到全世界有任何一个饭馆做到上千亿的规模。KFC在中国铺那么大,也才100多亿,但中国的吃饭市场是一万亿的规模。教育领域其实也是一样的。


(以上内容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整理,采访、撰稿:王彤,图片来自新国大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部。)